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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说在中国是如何被阅读的?
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何谷理(Robert E. Hegel)教授指出,首先要解决小说在中国是如何表达意义的,然后才是它表达了什么。其所著《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》(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)一书从小说的物理特征入手,通过重塑它们带给时人的最初体验,给出了独特的回答。在这场讨论中,书籍首先被视作物质个体,而插图正是文化产品得以流传的必要组成部分。
这本跨越近20年的经典著作,通过探讨古籍版式、插图风格、文人阅读习惯与收藏风尚的变迁,对小说的认知和阅读传统做出了独到的分析。它不仅代表了从书籍史、阅读史和物质文化等方面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新取向,也表征着这一研究取向在现阶段能达到的高度。
*文章节选自《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》([美]何谷理著,刘诗秋译,三联书店,2019年)第四章“作为艺术的工艺”。转载自读一YE(ID:sanliansh)
书籍插图的历史发展脉络(节选)
中国最早的刊印本是附有插图的宗教文本,唐朝插图本佛经是此前单页印刷的佛像之遗留现象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敦煌17窟发现的9世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卷首扉画,这张现存最早刊本上的插图是对唐朝版刻佛像的改良,此种人物形象的功能就是供人崇拜景仰。图像本身并不讲述故事,只是设置一个场景并引入叙述的背景。在此图中,佛的弟子须菩提跪在佛座前,佛即将开始布道。佛所流露出的令人景仰的气质并不在于其令人生畏,相反,是佛身上那种淡泊宁静之美吸引着观者的眼睛以及心灵。这张图有种类似序幕的作用,让读者在进入文本之前准备好一种合适的精神状态。读者应该与须菩提一样,谦卑地接受佛的教诲,心存敬意,并通过想象获得佛所传递出的那种平淡清净。

何谷理:插图是明清小说得以流传的必要组成部

《金刚经》卷首扉画,868年
早期的单页印张所表现的通常是佛的正面像,其用途多为一种护佑的符咒,印制这种单页的行为本身也是积累善果。而这张图则是以四分之三侧面的角度来表现佛祖,其所面向的是即将开始的文本。此后的佛像也遵循了这种风格,并加入早期图像中没有出现的建筑及景物细节。
虽然佛教传入前,中国已经具有推崇文字的悠久历史,但把书籍作为宗教物品确是一种新的现象。印制经文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让信徒人手一本,但很明显早期经文刊印本的质量并不受重视,有些刊本质量相当粗糙且毫无吸引力。这些插图通常配有标注人物名字或行为的榜题。从这方面说,宋朝的经文插图或可被认为是14世纪早期平话插图的先驱。这类插图与文本直接相关。一部北宋时期约印于1160年的《妙法莲华经》在其28节中共包含30幅插图,这些图像提供了“(经文)知名片段的视觉重现,所有图像都致力于强调经文的主要含义:众生皆可点化”。
至宋朝末期,刻印书籍的技术广泛传播,各类非宗教书籍的插图本也开始出现。为了将插图本小说置于一个合适的艺术背景下讨论,我将以早期的几个例子来简述书籍版刻插图的发展。然而,很少有早期的插图文本留传下来,现存资料仅有一部人物志传合集、一本精美的梅花图谱和一本道德入门读物。后两者包含大量的插图。
1063年印制的《古列女传》插图通常被认为是模仿顾恺之(约345—406)的画作,其版式为上图下文。

何谷理:插图是明清小说得以流传的必要组成部

《新刊古列女传》,1063年,福建余靖庵1215年重印
1261年版的《梅花喜神谱》共有100张插图,并且每张都配有简要的联句。鉴于其文字量之少,可以说这是宋朝极为少见的书籍类型。这本书看上去应该是明末流行的版刻画谱之先驱,其题目中的“喜神”在宋朝是对肖像的一种雅称。这些图像表现的是梅花在各种造型的枝干上,从最初的花蕾到全部盛放过程中的微妙变化。

何谷理:插图是明清小说得以流传的必要组成部

《梅花喜神谱》,1216年
这种上图下文的版式似乎最早出现在六朝时期,现存最早的例子是一部明显模仿中国版本的日本佛经。这种版式后来在佛经中相对普遍,至宋时,已被应用于关于农业、造酒、采茶、畜牧和医药等多种插图本实用手册中。这种版式成为福建书坊的代表特征,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元朝时的平话。
《全相平话》(约出现在14世纪20年代)是插图本小说的一个里程碑。与868年的《金刚经》插图相似,每张图都有榜题,图像占据纸张(一张两页)的上三分之一,余下的三分之二留给文本。与宋元时期其他民间书籍一样,这些书也采用蝴蝶装:一版印下来的纸张从中间对折后粘在书脊上,前后两个页面相对。